英国剑桥大学的历史（三）

　　使中世纪的城市形象变化最大的莫过于兴建学院，最激怒市民的莫过于大学地皮的扩张。当您坐在国王学院前的矮墙上时，您就很容易想象：墙后的草地上曾经密密麻麻地盖着一排排房屋，一条条胡同通向河流，那座著名礼拜堂所在的宽敞庭院和草地曾经是一个完整的城区――1441年，亨利六世国王虚荣地兴建学院，将它拆除了，平整了。那里曾经坐落着数百座手工业者的住房和商店，沿着曾经的米尔恩街分布，一条跟河流平行的主要街道，只能从它的剩余部份辨认出它的走向来：北起三一胡同，南至今天的女王胡同。那是一场模范性的城市改造，或许已经有了炒地皮，无论如何是一场彻底转变结构的开始。河畔的手工业区变成了校园，欧洲最漂亮的学院公园之一，后园。

　　这期间大学建起了它的第一幢自己的大楼，有课堂、会议室、图书馆和管理大楼的老学堂(1350年-1475年)。别的学院都围绕着这个学院核心：克莱尔学院、三一学堂、冈维尔学堂。剑河边的仓库、造船厂和码头也渐渐地消失了。1500年前后，剑桥有十几所学院，大多数位于高街和剑河之间，南起已经位于城墙外的特兰平顿门旁的彼得豪斯学院，北至后来的三一学院和圣约翰学院的所在地。这一发展很明显：大学在城市西区扩张，东区仍然以town(市民)为主，而不是gown(学袍)。

　　人文主义思想也随着印刷术传播开来。欧洲这场古典精神的伟大复兴运动最杰出的代表是来自鹿特丹的伊拉斯谟。伊拉斯谟来到剑桥。他来了，咒骂这里的气候、走了味的啤酒、差劲的抄写员，实际上是对一切都不满，断断续续地呆了近三年。从1511年到1514年他住在女王学院，教授神学和希腊语，写作，翻译，出书，通信，有着无人能及的旺盛精力和优雅文风。伊拉斯谟对于剑桥不仅仅是一名布道者。原始资料研究取代了中世纪的经院哲学。重心从神学转到了雄辩术，从培养牧师转到了培养有学问的国家栋梁。从此以后，古代语言和文学在英国大学的教学课程里长期占有重要地位。剑桥人文主义者对希腊语和希伯莱语的兴趣带来了圣经和古代宗教著作的校勘版本。这里也是改革的温床。

　　将伊拉谟斯召来剑桥的那人是他的朋友约翰·费希尔，他在这一发展中起了关键作用。他是女王学院的院长，罗切斯特主教，担任大学校长30年，是一位学者和影响巨大的组织者，而且还是亨利七世的母亲玛格丽特·博福特夫人的忏悔神父。这位虔诚的院长不是建议她将财产捐给威斯敏斯特修道院，而是建议她将她的灵魂的救赎和剑桥联系在一起：先是捐助一个神学教授席位(1502年)，剑桥最早的教师职位，然后是一所学院，基督学院(1505年)，身后又捐建了第二所学院，圣约翰学院(1511年)。亨利七世完成国王教堂也要归功于约翰·费希尔的参与。巨额的捐助，学生人数的增加，人道主义的教学计划，这一切都使剑桥大学在几年内上升为一所欧洲级别的大学，首先是和牛津处于同等水平。约翰·费希尔是位改革家，但他信奉正教。他将温和的伊拉斯谟召来了剑桥，让人公开焚烧马丁·路德的作品。到头来他自己站在了断头台上。他的对手中包括一位耶稣学院从前的院士，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克兰默。他提醒亨利希八世国王，说剑桥的神学家们同意对棘手的教会权益的决定权做出有利于他的解释。在威胁性的强迫之下，大学同意了，但大学校长不同意。1535年，约翰·菲希尔被当作大叛徒处决了，400年后他又被奉为圣徒。

　　和较为保守的牛津不同的是，剑桥的教师们愿意接受路德的新教学说。他们于1521年聚集在国王学院的白马酒馆，讨论从德国传来的这一新理论。人们称这一同情者的团体“小德国”(Little Germany)。要不是它们的酒馆早就被拆除了的话，我们肯定会在那里读到这样的牌子：“英国新教的先驱者们曾经在此喝酒。”休·拉蒂默、托马斯·克拉默、迈尔斯·科弗代尔、马修·帕克、威廉·廷代尔――作为圣经译者、主教和大主教，“小德国”的这些朋友们为在英国传播宗教改革做出了决定性贡献。两本书起的作用特别大，廷代尔的《圣经》和克拉默的礼拜书《公祷书》。

　　亨利希八世本人从来没有对剑桥产生过特别的兴趣，却向大学捐赠了五个王家教授席位，这属于时代和它的火焰式国王的自相矛盾。在这个突破的时代，王室需要牛津和剑桥充当可靠的管理人、法学家和牧师的储备室，充当政府的学院支柱。因此，亨利希八世本人最终于1546创办了一所学院，将两座较老的学院合并成一座规模更大、超过了迄今所有学院的新学院，三一学院，这不仅仅是贵族自由的标志。至今它仍是剑桥惟一的一所不由院士选举、而由王室根据首相的提议任命院长的学院。

　　1553年，亨利希的女儿、信奉天主教的玛丽亚·都铎登上了英国的王座。异教徒委员会成立起来了，学院院长都被撤职了。剑桥的三位革命先驱，克拉默、拉蒂默和里德利，都被烧死在牛津的火刑堆上。一些新教徒逃去了大陆上，有一些入土后也得不到安宁。1556年2月6日，新教神学家马丁·比塞和保罗·法基尔斯的尸体被挖出，他们的棺材被用链子缚在桩子上，抬到剑桥的集市广场上焚毁了，好像它们是异教的复辟者似的。

　　女王伊丽莎白一世信奉新教，在她的统治下，大学渐渐得到了巩固，这次王位更替影响深远。人们继续激烈地争论圣经和教会的权威性。承认英国国教的宣誓使许多人陷进了一场良心纠纷、无论是天主教徒还是完全忠于伊丽莎白一世的清教徒都一样。这位“处女女王”引进了院士必须独身的戒律，只有院长例外。从1570年起，这一禁止结婚的命令就被纳入了大学的规定――正式地直到1861年。创建了新的学院。埃曼努尔学院(1584年)和悉尼·苏塞克斯学院(1596年)，两个学院都旨在促进新教，为了显示它们和信奉天主教的历史决裂，两座礼拜堂最初都是坐南朝北，而不是坐西朝东。

　　伊丽莎白一世只来过剑桥一回，那是在1564年夏天，她更喜欢“亲爱的牛津”，并且资助它。可在她长时间的统治期间，剑桥大学前所未有、以后也再没有这样接近过王位和权力。她的大臣，伯利男爵威廉·塞西尔，在他的母校担任校长近四十年。剑桥的毕业生相继担任坎特伯雷大主教，任职于国家和教会的高级部门。

　　随着宗教上的稳固，大学生的人数也从1570年的1630名上升到1620年的3000名左右。现在，也有越来越多的“绅士”――下等贵族的儿子们前来就读了。当时形成了三类大学生：贵人(noblemen)，他们支付昂贵的学习费用，不用考试就能拿到学位，作为fellow commoner和院士同桌用餐，这是他们的许多特权之一;公寓生(pensioners)，来自中等阶层的大学生，他们支付住宿和学习费用，但少一些;最后是sizar们，来自贫困家庭的助学金领取者，免除了费用，但必须在学院里从事服务。大学的三种社会等级的教育基础是16/17世纪发展形成的导师制，同时也是学院经济的一部份。年轻院士靠当导师维持生活。

　　数百年来，剑桥城只是这所大学的后花园，是廉价劳动力仓库。早在1954年，爱尔兰剧作家肖恩·奥卡西访问过剑桥后就写道：“这座城市挤在、弯弯曲曲地紧挨在学院建筑的周围，给人的印象像是一个没落的小伙子想期望一位富亲戚赐给他一个工作。”学院越扩张，它们对门卫、校役、清洁女工和匠人的需求量就越大。城市仍然相当小――1801年首次人口普查时，居民人数才不足9000人――是繁华农业经济中心的一个小镇。这里住着农民、石匠、啤酒酿造工人、裁缝、鞋匠、商人。城里没有大房子，有钱人住在周围的庄园上。但是，全国各地的客人、伦敦的马车、大陆的商人，他们每年都要来剑桥一次：在九月份，来赶斯图尔桥年市。

　　斯图亚特王朝的国王们更喜欢牛津;他们将剑桥当作前往新集市赛马时中途休息的地方。当詹姆斯一世1614年留宿三一学院时，整个学院里禁止吸烟，因为众所周知，这位国王厌恶吸烟。为了供他消遣，教师们安排了一场哲学戏，一场有关“狗们是否进行三段论”问题的辩论表演。最后得出结论，狗不能思维。那位君主听后说，他的狗是例外。教师们钻牛角尖地高声附和。毫无疑问，剑桥是一个精神活跃的地方，充满神学和政治的辩论，获益匪浅的不光是年轻的弥尔顿。在悉尼·苏塞克斯学院，学生奥利弗·克伦威尔接触到了加尔文教的思想，1640年他以一票的优势代表剑桥被选进了议会――“那惟一的一票既毁了教会也毁了王国。

　　上面就是美加澳际留学向大家介绍的有关英国剑桥大学的历史的最后一部分，还不了解的学生可以看看上面对牛津大学历史的介绍，增加对这所著名学府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