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中国：越来越有吸引力

帮助希望计划出国留学者实现他们的出国深造梦想

1993年时我在芬兰坦佩雷大学国际社会科学系读社会政策专业。那时，从未曾设想过汉语能成为芬兰大学的一门专业学科。记得，中国人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人一样，被西方人认为是为逃离苦难故土而出走他乡。芬兰大学里开设了日本语学习与日本研究专业。问为什么，芬兰人回答，两国有相似之处：国家小，都是二战的战败国，又都在二战后崛起，都研发了高科技产品。虽然，那时芬兰的诺基亚还不像现在这样征服全球，而日本的松下、三洋和东芝早已遍布世界。因此，日本是芬兰的方向与未来，至少是榜样。作为中国人有什么呢？虽然已经改革开放，但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加上奖金月工资也就300元。那时中国留学生都靠打工维生，有的全家挤在一居室的学生宿舍里，而日本的学生一个人就租住着一室一厅的家庭房。
那时，我的芬兰导师问我，邓小平百年后中国会怎么样？这可能是那时他们对中国问得最深入的一个问题，但是也仅仅是随口问一问而已。他们的报纸上常常会刊登诸如这样的报道，比如中国的死刑犯，犯人的名字被打着大红叉；或者是中国的溺婴或弃婴——附着着有冲击力的彩色照片。这些给他们的感觉是在中国随处可见。作为中国人，我们所能给予的回答是非常被动的，仅仅是：希望你们亲自去中国看看，看了后你们就知道了真相。
那时，有多少人愿意来中国，仅仅是为了看看？我和尤哈娜成为了好朋友，原因之一就是她的蜜月旅行选择了中国。那时到中国看看，仅仅是文化猎奇。尤哈娜到了中国，拍照了八达岭和故宫，也拍照了许多长安街上奔跑的破旧的敞篷大卡车和居民楼上堆积的破旧杂物。问她的丈夫塔皮欧最喜欢中国什么？回答：食物，仅仅是食物而已。相反他讲述给我的却是被出租车司机坑骗的事情。那时，只有一个叫尤西的芬兰小伙子追着我们学汉语。我们认真地教他，给他做丰盛的中国“大餐”。后来，我们知道他学汉语的原因，是因为他的一个日本女朋友离他而去。爱屋及乌，他开始对东方文化感兴趣，包括中国话。
一晃几年过去了。1996年，我回国。同学们在经济日报有一个聚会，出门时先生喊了一句：“打车去，不要打面的！”果然，今非昔比，现在聚会大家都驾驶着自己的车来了。1998年，我在中国做两会报道。一个委员的一句话，让我感触极深：“我们赶上了千载难逢的机会”。
1999年，我又一次出国，此次是在英国的剑桥读博士。一位中国朋友从芬兰打来电话，惊奇地喊着：“你知道吗？现在的中国留学生出来不用打工了！”这时的英国，中国的学生和韩国学生一样，穿着流行的松糕鞋，举着手机。闹得英国老师一时接受不了：“我实验室的中国学生比这些年轻的中国学生好。”他说的那些学生没黑没夜像长在实验室里一样干活。可那些中国小留学生不这样认为。2000年，圣诞节的一场大雪把我堵在伦敦，回不了国，只好住宿宾馆。宾馆里有许多中国年轻的留学一代。他们到大街上的中国餐馆打来几个菜，摊开了吃，让许多洋学生面面相觑。小留学生问我:“你们是不是曾经觉得被歧视？我们从没有那个感觉，我们什么也不比他们差，中国在奥运会上的成绩让我们骄傲。”
2002年，澳大利亚籍的剑桥大学导师大卫来中国。我们谈到中国的申奥。他说，“你们为什么关注申奥？看我，我就不在乎澳大利亚是否申奥。”我说，我在乎。我没有多一句解释。我不去说，因为我们中国有被屈辱的历史，我不去描述我在芬兰的经历。我内心知道，中国落后过，中国人憋屈过，我们要站起来了，要向世界展示。
2003年的英国，在朋友家，又遇到了芬兰人。他们问我奥运,我却故意装做很坦然很淡然。这时，我们已经有了底蕴，不需要我去解释。不需要再像10年前在芬兰那样，迫不及待地辩解：你们去中国看看，你们就知道了真相！他们在电视里已经看到了真相：举国的欢腾！而且许多人已经亲身来到中国。
剑桥的东方系，本来是纠集老夫子、老古董来研究古代中国的繁华的。系主任大卫·麦克木伦研究唐代，常常对学生发出一句“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问候，但是我们已经感觉到那尘封岁月的久远。问一个在荷兰教授甲骨文的老师，为什么学这个，答案并不出乎意料：好奇。
现在，有许多年轻人选报这里的中文专业，是实用而不再好奇。他们要学古代汉语、现代汉语，甚至繁体字。他们进入剑桥，成绩必须全是A，而且还要经过剑桥自己的特殊考试。一天，我和中国老师在楼道说话，旁边的英国学生直笑，老师说：“糟了，我们不再有秘密！”又一天，在楼道里，遇到一个英国学生，问我的问题，让我这个北大中文系毕业的学生面带难堪。她是研究《诗经》的凤仪，是出生在英国的混血儿。东方系还增添了学中国当代经济、法律和政治社会科学专业的硕士。他们要学一年汉语，研究一年中国的经济、法律和社会。其中一年，他们要在北大度过。这些专业，让古老的东方系变得年轻又充满活力。
2003年春天，国内刚刚开完两会。东方系关于中国两会问题的专题讲座定在晚上6点举行。不到6点，指定教室异乎寻常地满员。组织者换一个教室，陆续到来的学生还是不能挤进教室。最后，转移到地下室的一所大的空教室去，这是系里最大的教室。组织者号召搬椅子，空教室里装满了椅子。最后许多学生还是坐在了地上，人挨人的没处下脚，连门都关不上了。看来，静寂多年的古老的东方系需要建新大楼了。
中国变得有吸引力。剑桥大学东方系的学生网上有人要寻找中文口语老师，刚到英国的女儿去了。她问英国学生艾德，你为什么学中文。艾德说，当年，他本想学日文的，但是，在他做出选择的时候，却发现：日本已经结束，新崛起的是中国。女儿复述艾德的英文原话：Japan is over！
有几天，东方系的楼里，都连续听到一个声音：闻挟报，闻挟报（温家宝）。原来在北大实习的学生见到了温家宝总理，总理和他们握手了，拍照了。东方系的墙上，贴着他们和总理在一起的照片。午餐时间，在公共休息室，我和一个台湾老师坐在一起。一个学生兴高采烈地过来，他是和温家宝握手的学生之一。他语出惊人，也出奇地讨好中国人：温家宝比布莱尔强多了！温总理接见的消息在系里的网页上作为重要新闻悬挂了许久。他接着讲述，他去了西藏，去了杭州，还去了许多北京我从未去过的地方。
一个芬英混血有双重国籍的学生李，选报了中国的社会和政治科学专业。他去中国实习前想取一个中国名字。几个人凑到我家，给他取名。最后定为承宇。承，台湾的艺人言承旭名字中的一个字，女儿说，多潇洒。宇呢，一个访问学者说：我儿子叫宇哲，一定要叫一个宇字。台湾老师解释说，意思就是要继承支撑延续宇宙，这种大的文以载道的伦理观念依旧来自中国。我们回到北京，李递过来名片，上面郑重地写着：承宇。他说中国的现状出乎他的意料！他毕业后要再去中国，因为他热爱中国。
那个学诗经的凤仪来到了中国，是随着她的盎格鲁-撒克逊血统的丈夫来的。毕业于牛津大学的学西方文学的丈夫在清华大学外语系工作了。凤仪不再研究诗经，而是转行搞红酒咨询：中国人开始流行喝洋酒了。
不到10年，2003年，我再打开我当年上学的芬兰坦佩雷大学的网址，在外语教学的网页上，鲜红的五星红旗在飘荡闪动，让人心跳。汉语，已经列为大学的一门专科。叫着“承宇”这个名字的芬兰人或英国人，目前在中国方庄的一个公司工作。他不再研究中国的社会和政治，而是为中国的一个设计公司干活。问他准备在中国呆多长时间，他的回答出乎我的意料：我的家要在中国，永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