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移民：一个家庭的三次融入.

　　原籍上海的朱文在澳大利亚念大学时，认识了新加坡人陈廷兴。结婚后，她跟随丈夫来到新加坡，开始了新加坡移民家庭融入的过程。她想不到的是，10年前因为丈夫被派驻上海，自己的三个孩子也得面对相同的经历。现在他们一家回返新加坡，孩子们又再次经历另一次的融入。(获得更多留学咨询请咨询澳际免费在线咨询顾问)

　　朱文(49岁)1989年嫁到新加坡时，大概没有想到自己所经历的“新移民”融入社会的过程，自己的三个孩子不但也将拥有相同的经历，还得面对两次：一次是10年前，新加坡丈夫陈廷兴被公司派驻上海，他们举家回到她上海“娘家”;第二次在10年后的今天，他们全家又迁回了新加坡。

　　23年前的新加坡：被误解的上海

　　原籍上海的朱文在澳大利亚念大学时，认识了新加坡人陈廷兴。他们在澳洲结婚，之后朱文随着丈夫回新。她回忆说：“当时新加坡很多地方还在建设。国民友善、朴实、有礼貌。但由于建国时间较短，国民文化素质参差不齐。当时感觉并不存在对中国移民的不友善，更多是一种不了解。”

　　朱文说街上的人与她聊天的时候，会夸新加坡很富裕、很好，比上海好很多;而新加坡亲友有时候也会无意间伤害她的自尊心。“上海一直是中国最繁华的大城市，我的父母也是受过高深教育的教授、老师，但是新加坡亲友会问我上海家里有没有电冰箱、电视机，看到我听西方古典乐，还说怎么我也会听这样的音乐。”

　　这些对话，让离乡背井的朱文感觉到自己和家乡在种种不解中受到委屈，觉得新加坡人对中国的文化历史及发展缺乏了基本认识。但是朱文很清楚，既然嫁到新加坡来成了新加坡人，就必须调整心态融入这里的生活。她找到了人事经理的工作。几年后，又为了照顾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放弃工作在家相夫教子。2002年，丈夫任职的船务公司决定派他到上海，于是他们带着只有2岁、5岁、10岁的孩子，举家迁回朱文老家——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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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年前的上海：需要融入的新加坡孩子

　　原本以为是两三年的外派生涯，一年一年过去了，结果待了10年。原本以为让孩子进入上海更严格、要求更高的教育体制内磨练几年，结果却用了10年时间拥抱上海的教育与文化。

　　回忆当初离开新加坡到上海生活，目前一个人在上海复旦大学念国际金融的陈家大女儿陈欢(20岁)，以及刚在一个月前回到新加坡的二女儿陈琦(15岁)，都表示不容易。陈欢通过电话，用夹杂着英语，仍带有新加坡口音的流利华语告诉记者：

　　“我在新加坡念完小四过去上海。在新加坡，我的华文是班上顶呱呱的，但在上海塘桥第一小学的第一个华文测验，满分100，我只得了7分!”

　　孩子们不仅在课业上需要适应上海的标准，在学校生活方面也要重新调适。陈琦说：“最明显是态度和表达方式的不同。上海老师上课时很严肃，实行‘铁的纪律’，新加坡老师则很和善。我回来新加坡，几次在巴士站听新加坡孩子的交谈，觉得不同教育制度培养出来的孩子很不一样，上海孩子态度刚硬，新加坡孩子语调和善，没有压迫感。”

　　和陈琦交谈，也的确发现她就像自己形容的那样，“态度强，气场大”。这个在中学考试成绩优秀，已经获得数一数二的上海复旦附中录取的女孩，目前回到新加坡等待参加10月份由教育部每年为回国新加坡学生举办的统一入学考试。

　　陈琦在上海取得优秀学业成绩，小四开始还当上班长。年幼的新加坡孩子，在上海也要懂得融入。陈琦和陈欢都说，最早她们都受到排斥。陈琦说：“开始时同学对我感到好奇，但时间久了语言成了障碍。新加坡孩子华文语句少，辞不达意，和上海同学没办法太好相处。他们会说，‘她是新加坡人，我们是上海人，不能选她做班长’。”

　　可是，陈琦很幸运地得到上海老师们的帮忙和家庭的鼓励。凭着一股初生之犊不怕虎的精神，她特别在华文下功夫，还找了书法老师学习书法，全方位拥抱中华文化。三年级时，上海同学生病在家，她主动上门为同学补课;班上需要做布告栏，她也主动留下来。陈琦说：“我要用行动证明，我要融入!”

　　升上四年级后，同学不再把陈琦当作是新加坡人。不仅各类班级、校际比赛由她代表，选班长、学生会主席的时候，上海同学也主动提名她;陈琦更成了上海市的小记者，“国籍不再是障碍了!”

　　今天的新加坡：需要重新融入的两地孩子

　　花了几年时间融入上海的生活，每年都回新加坡过暑假的陈廷兴一家人，发现了新加坡人对中国新移民的态度有所转变。朱文说，虽然孩子是新加坡人，父母也一再强调一家人总有一天会回到新加坡，但是已经在上海环境中成长10年的孩子，难免会被看作是“新移民”，因此当他们在一次回返新加坡的飞行途中，看到报章上一些国人对新移民的看法，不禁感到忧虑。“有些国人看法偏激。我看了报纸就和女儿沟通，或许又要面对重新融入的处境。如果受到排挤，也只有像当年去到上海一样，要比本地人做得更好，才能够受到尊敬。”

　　陈琦说这次回来，到过一家补习中心做测试，却在还没测试之前，受到中心老师对中国教育水平的奚落。她感到愤愤不平，觉得自己付诸了努力和心血，在其中成长并获益良多的制度受到误解和轻视。“为什么看到来自中国的孩子就泼冷水?更何况我也是国民，为什么遭受这样的待遇?”

　　10年前的感受，今天再次体验，但是今天，陈琦的心情比当初更忐忑。须要等待本地的统一考试，放弃上海附中学位的选择让她坐立不安;中国教育体制下过来的中学生都必须降级一年，以适应本地的英文水平，陈琦对此深感无奈。“我是跟着上海学校一起努力成长的，掉头回来万一没有上海发展的好怎么办?上复旦附中我就是高中生了，但回来却得重新念中三。”陈琦说她看过本地中三中四的课本，除了英文以外，并没有比上海教的深。

　　陈琦的父亲陈廷兴(51岁)说，他们一家人是典型的外派家庭，曾经一度他被派往日本韩国的时候，把妻小留在新加坡。两地分隔的经历让他感受到一家人在一起的重要性，因此只要能够做到，他要把孩子带在身边。“在迁居的过程中，孩子还没有自主，感觉受伤害比较大。但是最重要的是家庭在一起共进退。”

　　他说父母能够做的就是不断和孩子沟通，帮助他们适应这里的生活。但最后他还是希望，本地政府可以重新考虑中国的教育制度，这个制度下培养出来的优秀学生，是否有必要为了学习英文，让他们降级去念他们早已熟悉的科目。

　　全球化、多元流动的家园

　　陈廷兴一家人是我国社会的缩影，反映了新加坡在全球化风潮下所受到的多重影响。这些影响包括了异国婚姻、外派新加坡人员数目的增加，以及我国对新移民的包容度等。目前约有19万新加坡人旅居海外，几乎是10年前的一倍;而近年新加坡人结婚的对象当中，一年约有8000宗婚姻，也就是三分之一的新加坡人的伴侣是非公民，和10年前的约5000宗比较，人数有大幅增加的趋势。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游俊豪认为，全球化的影响就是大规模的人类、资本和概念的全球流通，对很多固有的概念造成前所未有的冲击，而这也包括了家园的概念。

　　他说：“家的定义变得不稳定。以前家园是需要留守，需要保卫的。但现在，家可以是多元、流动的，而且不只有一个。可能新加坡是第一个家乡，中国是第二个。可能产生的感觉就是处处无家处处家。处处无家是因为有疏离感，离开亲人的感觉;还有寂寞感，被当地人孤立的感觉。但是如果可以调适得很好，而且手上的资源够多的话 ，就可以转化成为处处家的感觉。每个人的反应不一样，有的人左右逢源，有的会四处碰壁。”

　　国大人文地理系助理教授何琳贻(Elaine Ho)则认为，一个地方是否成“家”，除了个人的努力，还有待当地社会的包容。“认同也是需要时间培养的。如果新移民或者回归国人发现自己不被接受，那么就很难建立认同感。所以社会须要保持一种开放的态度。”

　　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副研究员赵淑君(Valerie Teo)说：“有时候对这些曾经长时间在异地生活的人而言，家园的概念更像是‘父亲的国度’和‘母亲的国度’，都是你的父母亲人，你属于两个地方，你对他们的情感可能不同，但是你都深爱着他们。”

　　回归“孩子”的认同

　　受访学者表示，对新加坡的归属感，还要看离开的时间长短，以及与家乡保持联系的频密度。赵淑君认为：“旅居海外的新加坡人有特殊的经历。一方面他们须要做出改变以适应当地环境，融入当地生活;另一方面，他们在国外的时候得以向外国人讲述新加坡的种种，在一再演示中，不断肯定自己作为新加坡人的身份。”

　　但年纪小的孩子，在新加坡身份认同和意识还没有很巩固的时候离开，就会对侨居地的文化产生更大的认同感。游俊豪说：“在孩子成长过程当中，最容易受到居留环境的影响。回来面对新加坡社会运作的模式和体制的时候，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外来者，当地人也会把他当作是外来的。”

　　以陈廷兴一家的例子来说，由于目前一些新加坡人对中国新移民表达了某种情绪上的不满，因此这个花了10年时间融入上海社会的家庭感受会特别强烈。但是，何琳贻说也有从西方社会回来以后无法被接受的例子。

　　“有一个案例，就是旅居英国10年的新加坡女子，回来后还是改不了英国口音，她也不愿意改，觉得那是自己身份和成长的一部分，因此新加坡同事都觉得她很骄傲，自以为与众不同，结果她受不了又回英国去了。”

　　何琳贻认为，新加坡人虽然普遍表示接受海外归来的新加坡人，但在日常生活中，不少人还是表现出心胸狭窄的情绪。不过她相信，这种情绪会逐渐改善，因为越来越多国人长期派驻海外，新加坡人与外来者的接触也与日俱增。

　　多元性、法治的新加坡人

　　游俊豪也建议，新加坡人要了解新加坡不是个孤岛，有一些排外情绪可以理解，但最重要的还是了解什么样的人和事对新加坡的发展最合适?外来者究竟对我国的核心价值观起着什么样的影响?

　　赵淑君相信，新加坡人的其中一个主要特征就是务实，对事物的接受和处理也相对灵活，愿意做出改变。她说：“我觉得新加坡人不是不欢迎外地人，而是对人口密集度感到烦躁。这不是国籍、种族的问题，而是拥挤度的问题。我们或许可以重新审视人口和经济挂钩的政策，因为世界上许多人口大国其实都是穷国。”

　　关于新加坡的核心价值观，何琳贻认为，这也不是一个固定的概念：“新加坡人其中一个重要的核心价值就是对多元文化的尊重。过去我们对多元文化的理解是华人、印度人、马来人，但是面对今天更多元的社会，多元文化的多元其实面向更广，也更有层次、更深。另外是对法治的尊重，愿意做奉公守法的公民。如果居住在新加坡的人，愿意拥抱这两种概念，同时主动融入，那么成为实质上的新加坡人只是时间的问题罢了。”

　　原籍上海的朱文在澳大利亚念大学时，认识了新加坡人陈廷兴。结婚后，她跟随丈夫来到新加坡，开始了新加坡移民家庭融入的过程。她想不到的是，10年前因为丈夫被派驻上海，自己的三个孩子也得面对相同的经历。现在他们一家回返新加坡，孩子们又再次经历另一次的融入。(获得更多留学咨询请咨询澳际免费在线咨询顾问)

　　朱文(49岁)1989年嫁到新加坡时，大概没有想到自己所经历的“新移民”融入社会的过程，自己的三个孩子不但也将拥有相同的经历，还得面对两次：一次是10年前，新加坡丈夫陈廷兴被公司派驻上海，他们举家回到她上海“娘家”;第二次在10年后的今天，他们全家又迁回了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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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籍上海的朱文在澳大利亚念大学时，认识了新加坡人陈廷兴。他们在澳洲结婚，之后朱文随着丈夫回新。她回忆说：“当时新加坡很多地方还在建设。国民友善、朴实、有礼貌。但由于建国时间较短，国民文化素质参差不齐。当时感觉并不存在对中国移民的不友善，更多是一种不了解。”

　　朱文说街上的人与她聊天的时候，会夸新加坡很富裕、很好，比上海好很多;而新加坡亲友有时候也会无意间伤害她的自尊心。“上海一直是中国最繁华的大城市，我的父母也是受过高深教育的教授、老师，但是新加坡亲友会问我上海家里有没有电冰箱、电视机，看到我听西方古典乐，还说怎么我也会听这样的音乐。”

　　这些对话，让离乡背井的朱文感觉到自己和家乡在种种不解中受到委屈，觉得新加坡人对中国的文化历史及发展缺乏了基本认识。但是朱文很清楚，既然嫁到新加坡来成了新加坡人，就必须调整心态融入这里的生活。她找到了人事经理的工作。几年后，又为了照顾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放弃工作在家相夫教子。2002年，丈夫任职的船务公司决定派他到上海，于是他们带着只有2岁、5岁、10岁的孩子，举家迁回朱文老家——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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