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刻体会美国“无用”文化

　　美国是个实用主义的地方，但是仍然在不经意之间处处感受到一种“无用”文化。“无用”这个概念本不存在，但是在“有用主义”或者凡事问效用的语境下，就成了一个问题：不发生产值的节日、晒太阳、艺术、美、好玩，到底有什么用？

　　“会休息才会工作？”但是在家过节和工作效率的关系似乎还没什么证据。“美能培养高尚情操？”也不一定，据说希特勒就很喜欢音乐，包括珍藏的犹太音乐唱片。如果一定要从“有什么用”的角度讲，我觉得有下面三个方面倒是值得思考：

　　第一，谁来判断“有用”？我们从小被告知：要做祖国有用的人才。但什么是祖国有用的人才呢？祖国自己当然是不会开口的，所以一定要有人确立出社会评判标准。再完美的制度，评判者也是只能站在自己眼睛的水平线上，向下望的。美国杂志曾公布一份哈佛大学“遭拒杰出人才榜”，巴菲特、民主党参议员克里、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李·鲍林格等十多位赫赫有名的人物榜上有名;叹“天生我才必有用”的李白，当年屡经仕途不得志，没想到“天”安排他的“用”却是千古留名的“诗仙”，一个时代的代表。可见我们并不总是知道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才能是“有用”的。

　　第二，直接的、当下之“用”与长远的、人类之“用”。“用”是一个可以衡量的、看得见的、能比较的概念，因而必然是相对于某个参照系而言。10年后的结果对政治家而言是没有用的，100年后的事情对生活在今天的人而言是没有用的;哲学一定不如经济学立竿见影，理论物理肯定比不上土木工程好用，厨艺倒说不定是最有用的。假若我们的前人都具有如此的效用精神，牛顿就该洗洗吃了掉在地上的苹果，从而也就不存在瓦特们应用力学原理发明什么蒸汽机;中国五千年，要是一直全保GDP增长，这些江河、生态，恐怕就轮不到我们现在来破坏了。从某个意义上说，越是人人可见、可度量、可比的“有用”，就意味参照系越近于生活，越直接，越短浅，也就丧失了越多的空间和未来。那些“无用”之事，或说人看不到实用因果的东西，比如好奇、兴趣、自由、美感，上天倒看起来总有自己的道理。

　　第三，对社会“有用”还是对人“有用”。比如，当我们说“你学哲学没用”的时候，虽然含有对人的关心，比如说你可能找不到工作，不能赚到钱等，但其实还是以社会本位在谈的“用”，它的逻辑是：因为哲学不是目前社会所需，所以你可能找不到自己的社会角色，从而不能使自己成为社会“有用之人”，从而自己受到损害。如果站在人的角度上，一个人喜欢某学科、思考获得乐趣，就是其“用”了，象方程式对于爱因斯坦，思辩对于康德，怎么可能没有用呢？不过前者是人对社会的“应用”，后者是个人本位的“享用”。比如荣登2008令人目瞪口呆12句话榜首的“中国老百姓不缺钱”，此处老百姓就是个集体概念，是作为消费群体对于社会的功用而言的，不是指其中每个人，所以作为个人的“老百姓”感觉和专家完全不同;我还看到一篇专家文章“利用农民工问题化解金融危机”，农民工被视为一个整体，可以被使用、被利用来作为解决经济危机的一个资源，但它是不是对个体农民工有用的呢，不一定，那么如此一用，社会弱势群体的角色岂不更加恶化了？长远看可能反而加剧危机。所以说，把人作为资源、作为工具、作为任何目的以外的东西来应用，看起来很好用、很管用，长远的因果都是看不到的。还是如康德老老实实，对人头顶的星空与心中的道德律，怀有敬畏之心，始终将自己以及他人作为、而且只能作为目的，而不是任何其他目的的工具。

　　以个人为目的的价值观需要社会制度的保障，在一个不做社会有用之人则不能生存的环境下，“有用”必然会主导一切;而一个包容人的多元、独特性，自由的制度，就更容易生长出以人为目的的空间。毕竟，“无用之用”也是牵强之说。就象论证自由可以促进经济发展。难道美本身不是一个理由么？家庭亲情不是一个理由么？个人自由不是一个理由么？如果这一切都需要证明，你、我，作为一个人，我们到底要的是什么？